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重大犯罪如今也在实践修复性正义的思想。

这些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然而，任何法系都有实时的、具体的一面，必将带有不同时代的印记，这也是法随时变的所在。但我们并不否认国内国际都有学者对中华法系这一曾经存在的法律事实持否定的态度，甚至还有污名化的企图。

[2]田庆锋教授没有专门谈这个问题，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法系一词使用的不同意：对相关概念也缺少界定，如‘法系，在此建议界定为‘法律体系，或中华法文化，不建议按照西方法系的概念去界定。以西方法系为例，它对古罗马法的继承，不是那些写在《十二铜表法》中只保护奴隶主或家长权利的具体条文，而是体现于其中的保护人类权利的普遍原则。[7]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绪论第9页。[3]比照王、田两教授的简明扼要，魏治勋教授的论证可谓长篇大论，他的中华法系概念的异化起源与要素化复兴一文，有三万多字，对中华法系一词的起源及变化，多有论说：察诸‘法系与‘中华法系概念的近代起源，其最早来自日本学者穗积陈重于1884年发表的《法律五大族之说》一文中提出的‘法族（genealogy of law /family of law）一词。一、中华法系的称谓无须多言王勇教授说：我感觉，法系这个概念或思维方法，也是法律东方主义的产物。

大家都知道，中华法系的道德本位，在中华法系的定鼎之作《唐律疏议》中有明确的表达，其中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更是其点晴之笔。一些学者认为，《唐律疏议》中那么多亲亲、尊尊的具体规定，用于今日，岂非笑话。法学教育应从政治性和业务性相统一的法治工作规律出发，坚持把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夯实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法学专业功底。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提高政法队伍能力水平时强调：各级政法机关要把能力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坚持从源头抓起，加强和改进法学教育，改革和完善司法考试制度，建立健全在职干警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干警本领，确保更好履行政法工作各项任务。第二，健全法学教学体系。这实际上将法学教育定位为政法队伍能力建设的源头环节，深刻揭示了高校法学教育与在职教育培训的紧密关系。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中国教育事业的显著特征和最大优势。学生要养成良好法学素养，首先要打牢法学基础知识，同时要强化法学实践教学。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高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要推进法学院校改革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法学教育工作是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应当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进行统一领导。我国法学教学体系是由法学专业教学、法律专业教学、职业教育类专业教学等三类教学形式构成。《意见》对加强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习近平法治思想、党内法规基础理论等研究作出了重要部署。

习近平法治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法学新范畴、新判断、新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最大理论增量，为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提供了科学指南和理论宝库。建设法学教育强国，乃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保障。《意见》指出：法学院校和科研院所党组织要履行好办学治校主体责任，切实将推进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各项工作举措落到实处。教育部和司法部这两个部门能够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在法学教育监管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总结70年来我国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培养方针：希望法学专业广大学生德法兼修、明法笃行，打牢法学知识功底，加强道德养成，培养法治精神，而且一辈子都坚守，努力用一生来追求自己的理想。

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需要法学院校和实务部门共同发力、紧密合作。法学教育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学教育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对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工作作出了战略思考和顶层设计，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性、标志性、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科学化现代化的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理论。

由法学教育的专业性所决定，法学教育管理必须充分发挥法学专家的咨询建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从事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的同志和法治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要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把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更好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建构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加强法学学科建设，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意见》在总结我国法学教育管理经验的基础之上，明确提出了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共同监管法学教育的管理模式。《意见》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全方位占领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阵地，教育引导广大法学院校师生和法学理论工作者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

《意见》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提出了明确要求。四、正确处理法学教育重大关系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法律修养和道德修养、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法学院校和实务部门等重大关系，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

第二，加强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从彭真的讲话可以看出，由于地方差异的存在，中央在立法时需要考虑到地方的实际环境和条件，通过赋予地方制定细则的权限来因地制宜地解决法律具体实施的问题。

根据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概括，游击队理论的四项品格包括非正规性、高度灵活性、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依托土地，而乡土性是毛泽东对游击队理论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其特色就在于作为现代知识人的职业革命家与农民（土地性）的结合。暂行立法模式即为游击战逻辑在立法领域同构应用的结果，执政后的革命者们顺理成章地将自我熟稔认知的游击战经验成功运用到国家治理之中，形塑出新的权力格局和治理方式。

这些观点并没有回答党领导立法的具体机制，尤其是党组在党领导立法中的实现机制。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地方性的实施细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制定。从游击战的四项品格出发，中国革命战争的游击战逻辑大体可概括为非正规逻辑（非正规性）、适应性逻辑（高度灵活性）、政治性逻辑（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以及本土化逻辑（乡土性）。

从组织基础来看，党主要通过立法机关的组织建设来实现对暂行立法工作的领导，这与党通过加强组织建设领导游击战的政治性逻辑一致。再次，游击战政治性逻辑形塑出以政治性为核心特征的暂行立法试验功能，即从组织基础方面形塑出党领导试验性立法的具体机制，党通过组织建设的方式建立起对暂行立法工作的领导，使暂行立法这一高度试验性的立法模式不脱离党的控制，防止法治试验出现方向性的错误。

这种适应性逻辑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延伸拓展至暂行立法领域，对暂行立法政策试验功能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术界已从主体结构、实现技术以及角色定位等层面对党领导立法问题展开了探讨，形成了诸如立法决策主体论、党领导立法规范论以及党领导立法的非正式性等观点。

早期在革命战争环境下，中共政权建设等一切工作都围绕战争中心开展，由于战争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其政权建设配套的政策法令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此时需要赋予暂行法更强的政策性色彩，以应对革命过程中政权建设之需要，更灵活地探索政权建设过程中的未知领域。在此过程中，立法体制同样也受到战争形塑，延伸到战后国家建构之中，军事纪律成为体制的母体。

在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之前，党组首先会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汇报，获得上级党组织批准同意后再召开党组动员会议（党组将会议意见再逐级传递到下级党组织，一直到每一个党员），以统一思想后顺利通过表决。战争时期法律的稳定性难以实现，因此所颁法令多以暂行为形式要件，法令条文中也多出现暂时等语，以便根据战争情势变化随时调整。严格按照《立法法》所设定的试验性立法框架开展法治试验，将暂行立法限定为试验性立法。群众性表现为游击战必须在群众基础扎实且民众在政治上信仰游击队的地方开展。

我国试验性立法既泛指在渐进主义改革观支配下的审慎立法政策及其相应的暂行立法（暂行或试行）、试点立法和先行先试等法律试行机制，也限指基于《立法法》第16条的暂停适用法律条文，还指基于时空维度的充满实验精神的实验主义立法措施。此后，乔石也秉承彭真的立法因地制宜主义，强调各地可以从本地实际出发制定实施细则，尤其是改革开放搞得比较早的地方，积累的经验比较多，应当先行一步，成为经济立法工作的试验区，为制定法律提供经验。

根据《立法法》第14条之规定，当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则应将暂行法上升为法律。与俄国革命不同的是，中国革命需要处理包括种族性敌对关系、阶级敌对关系、侵略者敌对关系及民族内部敌对关系等在内的复杂敌对关系，这使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更注重乡土性。

暂行法数量多少与深化改革程度基本上正相关，数量大量增长时期恰恰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施米特认为游击战的灵活性与乡土品格相关，但毛泽东对游击战灵活性的理解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灵活性就是通过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和灵活地使用兵力以战胜较我强大之敌，可概括为游击战十六字诀。